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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8月13日,淞沪会战爆发,中国军队身着德制装备,持德制毛瑟步枪,头戴标志性的德制M35钢盔,依靠德制火炮对日军阵地进行猛烈轰击。时任英国驻东京大使惊愕地评论:“实际上,正是德国在背后策划和推动中国的抗日战争。”这一场被西方媒体称为“德国式战争”的冲突,背后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1918年11月,德国签署了《凡尔赛和约》,这份条约彻底摧毁了德国的国土,割去了三分之一的土地,失去了700万人口,且背上了1320亿马克的战后赔款,这笔巨额赔款需要92年才能偿还。而且,德国所有的海外殖民地也被剥夺,原本就资源匮乏的国家自然资源更是雪上加霜,除煤炭和食盐外,其他大多数资源都需要依赖进口。
展开剩余87%同一时期的中国境况也不容乐观。内部军阀割据的局面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实施了武器禁运。各路军阀手中装备杂乱不堪,既有清朝遗留下来的老式武器,也有一战期间的外国枪械与炮弹。九一八事变后,日本关东军在短短四个月内迅速占领了整个东北,迫使国民政府认识到,没有现代化的军队,迟早会面临亡国的命运。
1928年,德国军事顾问马克斯·鲍尔来到中国。这位曾在一战中担任炮兵专家的军官,看到中国军队的装备后,震惊不已。他在报告中直言:中国必须建立起完整的军火工业、交通和电讯设施,缺乏任何一方面,国军的现代化根本无法实现。鲍尔虽只在中国待了半年,但因天花去世,而这也是当时中国落后的真实写照。
德国清楚地意识到,中国的4亿人口为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,而中国丰富的钨、锑、锡等稀有金属正是德国急需的资源。1933年,希特勒上台后,德国开始疯狂扩军备战,而生产坦克、机枪和炮弹的关键材料正是这些金属。中国恰好是这些金属的主要产地,湖南、江西、广西的矿山中藏有德国梦寐以求的宝藏,一项秘密计划悄然启动。
1930年,佛采尔接替鲍尔成为总顾问,他将鲍尔所留下的教导队伍扩编成三个师:第87师、第88师、第36师,采用德式训练、德式装备和德式战术。1932年,这三支部队参与了“一二八”淞沪抗战,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,他们表现得异常英勇,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。
1934年5月,德国国防军的传奇人物汉斯·冯·塞克特来到中国担任总顾问,他向蒋介石提交了《陆军改革建议书》。其中的核心理念是:“宁可拥有10个精锐的师,而不是20个杂牌军。”蒋介石特地赋予塞克特“委员长委托人、总顾问”的特殊头衔,意味着他可以在蒋介石缺席时代表其发布命令。
塞克特在庐山设立了军官训练团,每期训练三个月,学员大多是团级以上的军官。据统计,几乎所有团以下、排以上的国民党军官都参与了各类培训。1935年,塞克特的副手法肯豪森接任总顾问一职,这位曾任德国驻日本武官的军事专家,清楚意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,迅速加快了德国对中国军队装备的交付速度。他还亲自设计了从上海到南京的江防工事,称其为“东方的兴登堡防线”。
根据档案记载,德国向中国提供的装备清单令人震惊:83辆坦克、44门150毫米榴弹炮、96门105毫米榴弹炮、650门27毫米战防炮、800门82毫米迫击炮、5900挺机枪、3万支驳壳枪。更令人震撼的是,德国还提供了260万发炮弹和1.6亿发机枪子弹。最具象征意义的,是40万顶德制M35钢盔,这一装备迅速成为中国军队的标志性象征。
至1937年,德国为中国提供的贷款总额已达10亿马克,德国的军事顾问培训了近30万中国军人。法肯豪森在南京设立的“总顾问办公厅”,直接指挥着第87师、第88师、第36师等装备德制武器的部队进行训练。这些部队装备统一、训练有素,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绝对主力。
那么,德国为何如此急需中国的钨、锑、锡等矿物资源?钨矿的价值不言而喻,一吨钨矿可以制造3万发穿甲弹,这些穿甲弹能够轻松击穿敌军坦克的装甲。钨的高熔点使其成为理想的炮管材料;锑矿则可用于制造500挺机枪,锑的加入增强了枪管的坚固性,提升了射击精度;而锡的用途更为广泛,它不仅用于制造炮弹外壳,还被用来焊接坦克装甲、生产军用罐头等。
1933年,中国向德国出口了3766吨钨砂,而到1936年,这一数字跃升至8726吨,短短四年内翻了一番。大量矿物从湖南、江西、广西的山区被开采出来,农民肩挑着装满矿石的扁担,按时交货,他们并不知晓,这些黑色矿石将最终成为什么。
德国每年进口的钨砂有60%来自中国,全球钨砂产量的一半都流向德国。这些矿物最终被送往鲁尔工业区,转化为坦克炮管、机枪枪身和穿甲弹头等武器。1934年8月23日,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德国合步楼公司在庐山签署了《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互换条约》,这一条约使得中国得以用钨砂、锑砂等战略资源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,尤其是军需物资。
对于当时中国而言,军购资金紧张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难题,然而通过资源互换,解决了这一燃眉之急。而德国则通过此种方式避免了使用外汇购买战略物资。在表面上看,合步楼公司是一个私人企业,但背后却有德国国防军、经济部和国家银行的支持。
1936年4月,中德两国政府又签署了《德华信用借款合同》,德国政府向中国提供了1亿马克的无限期周转贷款。而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,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已超过2.9万吨,按当时的技术水平,这些钨砂可以制造约8.7亿发穿甲弹。
没有中国的钨砂,德国军队的坦克部队根本无法在二战初期横扫欧洲。中国提供的每一吨钨砂,最终都成了德军坦克炮管中的一段钢铁。
历史的讽刺在于,中国为获取武器而提供的珍贵战略资源,最终却用来抵抗德国的盟友——日本的侵略。
1936年11月13日深夜,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:“德倭共同宣言的消息,可能使俄方对我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。”此时他刚刚得知,德国和日本两国在柏林签署了防共协定。11月25日,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与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正式签署了《反共产国际协定》,这一协定表面上是针对共产国际,实际却是德日军事同盟的开始。蒋介石对这一协定充满疑虑,甚至在日记中分析:“德日同盟对我外交前途至关重要,如果得当运用,或许能从中找到转败为胜的机会。”
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,法肯豪森立即建议将德械师调往华北参与战斗。7月28日,随着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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